甘肃省酒泉市委原常委、敦煌市委原书记詹顺舟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玉石。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现金。

詹顺舟的忏悔书首页。(图片均由甘肃省纪委监委提供)
詹顺舟,1966年9月出生,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6月参加工作。曾任甘肃省玉门市(县级市)市长,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秘书长,酒泉市副市长、玉门市委书记,酒泉市副市长、敦煌市委书记,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兼省文化博览局副局长。
2019年2月21日,经甘肃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詹顺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8月13日,经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顺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020年12月18日,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詹顺舟犯受贿罪,受贿数额折合人民币4780.66万元,以及美元52.8万元、欧元1万元、港币87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判决依法没收,上缴国库。詹顺舟当庭认罪服判。
29岁被破格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36岁被任命为酒泉玉门市市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一个本应有着大好前途的领导干部,何以步步沉沦至此?
1 理想“抛荒”,党性不纯
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多由他人代笔,开始迷信“烧头香”
每年的夏季,正是敦煌的旅游旺季。在案发前,詹顺舟每逢此时最为忙碌,整治环境、绿化造景、培训人员、协助布展,全力备战文博会。这时,敦煌和他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现在的詹顺舟,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组织赐予他的大好发展平台,脱去光鲜亮丽的“外衣”,只能在牢狱中反思自省,深刻忏悔。
为什么入党?为什么从政?这是每个党员干部从一开始就应该思考并时时自省的问题。回顾詹顺舟的从政经历,他曾经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其他党员领导干部不同的是,他努力奋斗的初衷和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不是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
1990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的詹顺舟顺利参加了工作,在兰州十年,从兰州市到省直部门,基本都是从事文字材料工作。写材料是苦差事,但能锻炼人。詹顺舟认为,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被领导赏识,只有干别人不愿干和干不好的事才有希望。
在詹顺舟的努力下,1994年他被提拔为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并兼任下属协通公司董事长。后因单位没人写材料又被调回省经协机关,并于1996年4月被破格提拔为副处长。
2000年,詹顺舟不甘心在省直机关“爬格子”,希望有更大的平台,便争取到酒泉挂职。刚到酒泉一年,他主导引进落地企业几十家,争取国家和省级资金几千万元,得到酒泉市县两级领导干部的赏识和肯定,并动员他留下。
留任的詹顺舟很快于2002年9月当选为玉门市市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2006年詹顺舟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2009年,他再次回到玉门,任市委书记。詹顺舟对自己在玉门的政绩很认可:“我在玉门两进两出,当了一回市长,当了一回书记。当市长搬了一座城,新建了一座城市。当书记建了10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厂,给玉门市的发展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
2012年12月,詹顺舟担任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等建设的推进,敦煌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组织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他,对其抱有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随着职务晋升,本应心怀对党、对组织的感恩之情,踏踏实实、干干净净干事创业的詹顺舟,却放松了政治学习和党性修养。在“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中,其交流文章、党课讲义、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多为他人代笔,党性分析报告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剖析问题遮遮掩掩不触及思想灵魂。随着地位提升、权力增大,特别是担任酒泉市政府秘书长之后,他不再思考当官为什么、干什么,而是想着官还能当多大、当多久。在与办案人员的谈话中,詹顺舟直言不讳:“我所有的人生积累,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做官。”
理想信念的领地严重“抛荒”,内心空虚的詹顺舟开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期间,每年除夕,詹顺舟都以“检查安保工作”为由,到敦煌雷音寺“烧头香”;正月十五,会雷打不动地再次到雷音寺烧香、拜佛、许愿。
2015年之后他自认为“仕途不顺”,工作压力大,加之有人举报,省纪委两次找他函询,关键时刻不信组织信鬼神,詹顺舟问计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学,同学说他“犯小人”,指点他随身携带“五帝钱”,佩戴观音吊坠,就能“消灾避祸”。荒谬的是,詹顺舟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进的留置点。
“没有正确的信仰作支撑,很容易在前进的征程上迷失方向和自我。”这是詹顺舟得出的血泪教训。他之所以一错再错,给自己挖了一个又一个大坑,根本原因就是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和锤炼,没有上好思想入党这个共产党员终身必修的政治课,关键时刻动摇了理想信念根基。
2 立场摇摆,为官欲商
面对一次挫败和一句批评便心灰意冷,想辞官经商
理论学习不扎实,导致政治上不坚定,加上偏激的性格与自负的心态,让詹顺舟在面对顺境时居功自大,遇到一点挫折就心猿意马、怨天尤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站不稳立场,辨不清方向,最终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在詹顺舟的蜕变过程中,有两个重要节点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在2006年。那年5月,詹顺舟由玉门市长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3个月后,酒泉市举行市委常委换届,詹顺舟满心以为自己肯定能选上常委,结果却未能如愿。想要仕途上更进一步的詹顺舟对此意志消沉,怨气满腹。有朋友趁机劝他下海经商,他有些心动,但又心有不甘。于是一有时间就与私企老板接触,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就像换了个人,全然忘记了纪律规矩。
“他这个人很偏激,看待问题总是从个人出发,凭个人感觉,加上他很自负,又有很强的权力欲,所以不能客观看待组织的人事安排。”办案人员说。
第二个节点是在2016年4月,作为敦煌市委书记的詹顺舟加紧筹备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时任甘肃省主要领导到敦煌视察后,当众批评了他,让他觉得受到当头痛击。于是他又故态复萌,想到下海经商,准备办完文博会就申请调回兰州,办病退。自认为仕途无望的他自此开始疯狂敛财,以前不收的钱收了,过去不拿的钱也拿了,彻底“破罐子破摔”,他的巨额贿赂近一半都是在此后收受的。
詹顺舟何以对经商念念不忘?其背后也有两段经历。
16岁那年,考上重点中学的詹顺舟迫于家中经济困窘,弃学经商,开始贩虾卖鱼,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挣大钱,买条动力船在长江上跑运输,当“船老大”。没想到刚攒了两万多元,贩运一批甲鱼到外省时就惨遭打劫。“经商梦”破灭的他只好投奔远房亲戚,寄人篱下,读高中考大学。
1994年,在省经协办下属公司兼任董事长的詹顺舟,给单位创造了不错的效益,省经协办一次性奖给詹顺舟6.6万元,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对两段经商经历念念不忘、自视有经商头脑的詹顺舟,长期在为官从政和下海经商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次升迁未能如愿和省领导个人一句批评便意志消沉,抛初心、弃使命,利用手中权力敛财,为经商当老板做准备,毫无政治定力、政治立场可言。
詹顺舟自我剖析道:“青少年时期经历的磨难,造就了我危机心理重,凡事决策前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两段经商的经历,在我此仕途不顺或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下海经商的念头就会占上风。”
詹顺舟收受的贿赂中,很大一部分是帮老板赚钱分得的“利润”。他坦言:“帮老板赚钱让我有一种成就感,自己没当成老板么,人啊,有时候把理想变成现实,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为了满足这种“成就感”,詹顺舟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疯狂敛财的工具,奉行“办事就收钱,收钱就办事”的原则。
当官发财,应为两道。这是党员领导干部应遵守的最起码的政治规矩。詹顺舟既想当官,靠组织给予的发展平台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在遇到挫折时,又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敛财,为下海经商铺路打基础,企图名利双收,不劳而获。正是政治上的投机和经济上的贪婪,驱使着他一步一步偏离正道,走向深渊。
3 底线失守,享乐奢靡
被商人老板“温水煮青蛙式”围猎,贪图享乐、玩物丧志,逐步蜕化变质
“新鞋踩泥”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慎始慎初的重要性。参加工作后的一段时期内,詹顺舟也能够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但在不法商人的围猎下,在不良思想影响下,放弃了原则立场,没有坚守住“第一次”。
刚工作时,即便是一张购物卡詹顺舟也要推辞、思量半天,事后还要想着以何种方式再偿还人家。然而,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围在身边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在这些人的吹捧和鼓动下,詹顺舟开始走向享乐奢靡的道路。当其认为“仕途不顺”后,更进一步沉沦于物欲和贪念中寻求安慰。
“从农村一路走来,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等过上了好日子,自己掌权了,就把那些忘了,慢慢地自己就变了,变化于无形之中。”詹顺舟忏悔道,到后来,几十万、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的巨额贿赂他都欣然接受。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党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敛、不知止,反而变本加厉,共收受30人贿赂3600余万元,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贿数额即达800万元。
甘于被围猎后,詹顺舟心中开始有了“一杆秤”,不过这个“秤”不是称自己的职责,而是用来称自己的经济收益。他会按照不同工程项目的获利比例,心中盘算定下收钱的数目,如果哪个老板送的少了,他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暗示,或者干脆当时推托不收,事后再找机会索要,直至达到心中预期为止。某老板在詹顺舟的帮助下,承揽了敦煌市数个工程,获利颇丰。他连续几次给詹顺舟送去几十万元,詹顺舟都以“你先放着”“以后再说”等借口推辞了,过了一年多,詹顺舟以买房缺钱为由,一次向他索要230万元。
詹顺舟有两大爱好。一好玉石,经过多年的“把玩”,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让对方重新购买,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将,对此老板们自然“心领神会”,争相陪着打牌,变相输送利益,詹顺舟则“只赢不输”,欣然接受。为了提高效率,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捞金”。
谈及这些爱好,詹顺舟说:“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爱好的,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一开始人家跟你一块玩,给你送点小东西,玩着玩着就上瘾了,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最后越套越深,就像‘温水煮青蛙’。”
成由勤俭败由奢。詹顺舟儿时家境贫寒,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捡粪挖野菜、喂猪养鸭、到县城卖菜中度过的。刚走上工作岗位以及刚结婚那些年,詹顺舟生活节俭、平淡,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贵只称四两,婚后两年妻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买过。
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提高,詹顺舟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2006年“提拔失败”后,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耳濡目染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滋生蔓延。他热衷穿高档服装、戴名贵手表,将一名房地产老板送的两套房子打通居住,面积近350平方米,装修十分豪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仍多次乘坐飞机头等舱,配备超标准公务用车,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宴请等。
正所谓“玩物丧志”,詹顺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除了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敷衍了事。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其中有4名副县级干部充当“保护伞”,该案正是发生在詹顺舟主政敦煌期间。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偏一尺。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导致行为上不断失范越轨,在各种错误观念的侵蚀和商人老板的围猎下,最后詹顺舟彻底突破了道德底线和纪法红线,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污染了社会风气。
4 心存侥幸,背弃忠诚
认为反腐的“雨点”落不到自己头上,为逃避监督指使他人千里运钞藏匿赃款
詹顺舟之所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除了仕途失意、自我放逐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存侥幸,认为反腐的“雨点”落不到自己头上,自己会成为“漏网之鱼”;认为反腐的力度会减弱,节奏会放缓,“风头”会过去,“大环境”会越来越宽松。
侥幸心和敬畏心是一对矛盾体,侥幸心理越大越强,敬畏之心就会越小越弱,就越容易破规逾矩,詹顺舟就是实例。
为逃避监督,在隐匿非法所得、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上,詹顺舟可以说是挖空心思,费尽心机。早在2007年,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板的劝说下为妻子办了假身份证,借此来存储、转移赃款。他还将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发小、妻子朋友、岳母、特定关系人等名下,或投资到股市、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私营企业等“以钱生钱”,甚至将库房钥匙和房产、借贷、投资凭证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险柜里。
身在杭州的詹顺舟发小,是帮助其隐匿赃款的重要人物,2014年至2016年,其向发小转移财物达3200多万元。出于“安全”考虑,除少量资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处理,詹顺舟先后4次安排自己的司机或行贿老板开车,每次拉着500万元到800万元不等的现金,送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于发小,共计2700万元。为了做得隐秘不留痕迹,每次都是他与司机、老板、发小单线联系,指定交钱、收钱地点,频繁更换行车路线和接头地点,上演现实版的“谍战剧”。
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省纪委3次就信访反映詹顺舟违规提拔使用干部、收受他人好处费、为他人在承揽工程方面提供帮助等问题进行函询,但詹顺舟每次都隐瞒事实、避重就轻,寻找理由、推卸责任,意图蒙混过关,最终放弃了组织给予的挽救机会。
在后来的谈话中,詹顺舟悔恨地说:“我一直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开始的时候想着找组织去自首,但是一想,只要自首这一切奋斗就归零了,不甘心,万一组织上查不着呢?后来就想着给自己脱罪,能少说点就少说点,现在想想真后悔,组织给了我那么多机会,我都没有珍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回头路。直到审查调查后期,詹顺舟才彻底醒悟,但为时已晚。在被留置期间,他一遍又一遍认真学习党章,一遍又一遍对照党章深刻反思反省,并把总纲部分背诵、默写了下来,以表达自己痛彻心扉的忏悔。
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表明,“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侥幸”之路走不通走不远;更表明,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决心坚如磐石,意志坚不可摧,力度不会减,节奏不会松,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党员干部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敬畏党纪国法,牢记党纪国法是带电的高压线,时刻把纪律刻在心上,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办事,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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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元月饼,运费199元?记者调查:月饼销售市场仍存隐性“天价”现象
兔子、螃蟹造型的月饼栩栩如生,精致的月饼广告图在玻璃橱窗下熠熠生辉……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个线下商超发现,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各大店铺纷纷推出月饼礼盒,不少消费者直奔月饼礼盒而来,满载而归。
今年,围绕月饼礼盒“过度包装”“天价”等争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陆续发布相关文件进行规范,包括对价格超过500元的月饼进行重点监管、严禁搭售混售现象、对过度包装商品进行纠正等。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线下月饼销售市场,超过500元的“天价”月饼已基本消失,然而在一些网购平台上,不仅仍有大量“天价”月饼的存在,月饼搭售混售情况也大量存在。不仅如此,在官方划定500元重点监管线后,部分商家以无限趋近500元标价、“天价”运费、以糕点名称替代月饼等方式回避监管。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上述不少乱象虽未有明文规制,但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擦边球”的行为,同样需要加强监管。为更好规范月饼销售市场乱象,有关部门应形成常态化监管态势,让商家和消费者改进崇奢意识,自觉抵制月饼过度包装、违规搭售等问题。
线上售卖高价月饼
搭售情况依然存在
在中秋节之前,有关部门针对月饼销售市场来了一套“组合拳”。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提出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同时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或者混合销售其他商品。
《公告》内容显示,由于馅料、包装材料等不同,盒装月饼生产成本虽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不会很高,平均生产成本在70元/盒左右。近年来,有些企业在盒装月饼中搭售或者混合销售鱼翅、燕窝、人参、冬虫夏草、茶叶、白酒、洋酒、珠宝、丝巾等高价商品甚至奢侈品,其价值远远高于月饼,却仍以“月饼”之名销售,成为“天价”月饼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不仅背离了传统文化本源,也使得月饼容易异化成为腐败的载体,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
8月15日,《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21)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正式实施。该标准重点强调的包括减少包装层数,将月饼和粽子的包装层数从最多不超过4层减少为最多不超过3层;压缩包装空隙;降低包装成本,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将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从20%调减为15%等。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告诉记者,相关部委对超过500元的“天价”月饼,并非一律禁止,而是实行重点监管,包括要求经营者将交易信息妥善保存2年,以备有关部门依法查核,以及如有需要,将对经营者开展成本调查。
层层规定之下,记者近日线下走访调查发现,在售的月饼礼盒价格比较平稳,多在100元至300元区间。然而,在各大网购平台上,以“月饼礼盒”“中秋礼盒”作价格降序进行检索后,记者发现超过500元价格门槛的月饼礼盒商品仍不在少数。
不仅如此,因为各大品牌公关在中秋节时陆续推出品牌中秋礼盒,一些奢侈品牌的中秋公关礼盒也成为“天价”月饼市场的一员。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一卖家晒出某品牌的月饼礼盒,称是VVIP限量月饼,年消费达到百万级别的顶端客户才能拿到。在其晒出的商品照片中,有两个印着商品花纹的礼盒,一个宫装团扇、一个木桶和抽屉盒子,抽屉中有3块月饼。该款商品的标价为1999元,卖家表示“吃的不是月饼是身份”“光这俩盒子就不止这个价格”。
月饼搭售情况亦有存在。某品牌在中秋之前推出了哈利·波特联名魔法世界中秋月饼礼盒。在该系列中,购买一款礼盒不仅能够得到包装成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元素的月饼,还有电影中的魔杖笔、妖怪书等周边礼品,官方售价为289元至589元。在其旗舰店的商品评论下,不少消费者表示“就是为了哈利·波特周边才买的”,且该系列产品目前已无现货,需要等到中秋节之后才可以陆续发货。
饶伟说,月饼在销售过程中,为了食用的便利,搭配相应的物品,比如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刀、叉之类,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但是,搭售一些与月饼没有直接关系的物品,像鱼翅、燕窝、人参、冬虫夏草、茶叶等物品,如果在销售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即使是明确告知盒装内容,也因与保护野生动物、弘扬节俭的中华传统美德等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相违背,不应得到提倡。
据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近年来,月饼市场相对以往确实规范了不少,尤其是过度包装和豪华天价问题,明显得到了一定改善。但现实中仍有部分月饼商家通过改头换面、模糊价格、变相搭售等打“擦边球”方式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超过500元改名换姓
商家大玩文字游戏
500元以上的月饼少了,然而记者近日调查检索发现,各大网购平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标价498元、499元甚至499.99元的月饼,有标价499元的月饼运费显示为199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方面,“天价”月饼的500元门槛是一种绝对化的数值标准,以此为标准可以减轻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不确定性,提高执法效率,同时也对月饼生产厂商提供了确定标准、适当调整月饼生产销售模式。商家仅仅让月饼价格略低于500元具有应付监管、躲避监管的嫌疑。这种打“擦边球”的定价方式,如果可以轻易逃避监管处罚,则会引来众多生产经营者的效仿。
任超认为,“天价”月饼的500元门槛,不应当是调查和处罚“天价”月饼的唯一触发条件。若月饼标价为499元或498元而被月饼销售厂商刻意规避掉监管,这一事实反映出绝对的数字标准过于刻板,无法有效贴合实际,也容易被规避。因此,该标准仍待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实际效用。
值得注意的是,除在价格上、销售模式上打“擦边球”之外,部分商家为了蹭上中秋节的东风,还在产品名称上玩起了“文字游戏”。
临近中秋,某巧克力品牌推出了中秋限定礼盒,该礼盒的外包装盒内商品,均与月饼礼盒及月饼相似度极高。在其官方网站上,中秋限定礼盒界面中共有6款巧克力礼盒,售价在279元至469元之间。然而在另一个中秋礼券兑换专栏里,除了上述6款礼盒外,还有标注为“限量版奢金”的2款产品,分别为16颗装和36颗装礼盒,售价分别为969元和1699元。在这两款商品的介绍界面,文案内容是巧克力糕点。
在某品牌近日推出卢浮宫博物馆联名款中秋套装礼盒,并在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为“月饼冰淇淋”系列。从其官方资料来看,该系列礼盒共有7款,其中4款礼盒超过500元,最贵的礼盒标价为999元。
在该品牌商场专柜,记者以其中一款标价758元的璀璨月圆系列礼盒向店员进行询问。店员在介绍时,多次用“冰淇淋月饼”进行讲解,并明确说明是“冰淇淋馅的月饼”。
而在某网购平台上的该品牌旗舰店中,记者搜索卢浮宫系列中秋套装礼盒发现,几款价格低于500元的商品名称中有明确提及“冰淇淋月饼”,而价格超过500元的几款商品中均未在名称中显示“月饼”字样。
陈音江认为,用糕点、蛋糕、冰淇淋等形式“代替”月饼,也是典型的打“擦边球”行为,此类产品往往在原材料、外观等方面跟月饼相似,它们的原料、生产工艺、使用属性都跟月饼非常相似,至少属于同类产品,所以即便不叫月饼,同样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事实上,尽管官方已多次发文禁止“天价”月饼的销售,仍有不少消费者对高档礼盒装月饼趋之若鹜。
河北省廊坊市民王女士今年已经通过线上购买的方式,购买了近10盒某五星级酒店的月饼礼盒,每盒近500元。据她介绍,这款月饼礼盒中共有8块月饼,买来在过节时送给亲朋好友。她本来打算在线下酒店购买,却被店员告知这一款月饼已经售罄,而线上价格要比线下贵100余元。“过去几年我们家一直买这款月饼,味道不错,礼盒包装也大气喜庆。”在王女士看来,她心甘情愿花高价买月饼,就是冲着包装去的,因为“送人有面子”。
按照王女士提供的关键词,记者在某网购平台进行商品检索后发现,该品牌有专门的旗舰店,王女士同款商品售价498元,月销量已超3万件,在数千条商品评价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包装精美”“适合送礼”。
在任超看来,“天价”月饼虽然屡遭非议,但仍然屡禁不止。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月饼在市场化的同时,被人为添加“送礼”的要素在内。月饼偏离文化传统的含义,“天价”月饼正是迎合了某些消费者的送礼需求,使得价格被虚假地炒高。换言之,500元门槛并非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天价”月饼的问题,而是应当向社会宣传月饼的正向价值,传递团圆等文化符号,消除“送礼”“炫耀”等消极信号,从而以需求角度抑制“天价”月饼现象。
治理行动正在路上
惩罚力度有待加强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治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及蟹卡蟹券等问题的通知》,多个相关文件出台后,有关部门针对“天价”月饼、月饼搭售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治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信息显示,截至8月31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近20万人次,检查经营户17万余户,围绕价格问题检查酒店、商超等市场主体3.3万余户,同时依法纠正了一批生产经营过度包装商品的行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批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集中整治典型案例。其中,四川仁寿江陵食品有限公司租用仁寿县希望百货有限公司场地销售规格名称为“初月”的盒装月饼。标称生产商为“成都市新都区冠生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净含量815g,销售价是60元/盒,共30盒,货值金额1800元。经现场抽样并委托眉山市计量所检测,该规格月饼包装空隙率达79%,不符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关于月饼包装空隙率的规定要求。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责令其立即改正。
从公示案例来看,各地有关监管部门对于存在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情况的商家,采取的处理方式主要为纠正、责令改正、商品下架等方式,并未进行罚款等惩罚措施。在有关专家看来,目前对于“天价”月饼等月饼销售乱象,仍存在监管弱、惩罚力度不足等问题。
在任超看来,月饼应在回归传统文化本真的同时,兼顾市场需求。对此,中秋月饼销售市场管理不应过严,但也不能过松。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向各月饼生产、销售渠道进行政策宣传,从源头告知、指引各商家关于月饼的合理适当生成、销售,避免“天价”月饼。同时,要求商家对月饼进行明码标价,避免出现“月饼刺客”。
他还提到,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市场巡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人员应当定时监测网络平台销售的月饼价格,对于线下月饼销售商家进行随机价格抽测。对于涉嫌搭售的月饼礼盒等应进行查处,若发现不符合监管要求的天价月饼要督促商家及时下架。在涉嫌规避监管的499元类月饼方面,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应当考虑关于运费、包装等其他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499元类型月饼是否违反监管。
陈音江认为,监管部门要持之以恒地加强监管,不能只是抓住中秋节的节点进行严管,而是要形成平时的常态化监管。禁绝“天价”月饼现象的关键是让月饼经营者充分认识到让月饼回归普通食品属性的重要性,树立合法合规经营理念,切实转变经营思路,把更多心思放在做好产品转型和包装减负上,用高质量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赢得市场发展。此外,消费者也要加强理性消费和环保意识,自觉抵制月饼过度包装、违规搭售等问题,如果发现商家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问题,不仅要拒绝购买,而且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不让商家抱有侥幸心理。
见习记者 孙天骄全媒体记者陈磊
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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