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科技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84年先例，科技监管会变天吗？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17日 23:24:01 37 0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84年先例，科技监管会变天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肖潇北京报道

一项行政法基石被推翻了。在最近一起渔业公司诉美国商务部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比例推翻了一项四十多年的先例：“雪佛龙尊重原则”。

“雪佛龙尊重原则”要求在法律规定模糊时，法院需要尊重行政机构的解释。发表在耶鲁大学《监管期刊》上的统计显示，到2014年，它在美国下级法院被引用超过67000次，是行政法领域引用最多的一条最高法判决。

如今最高法院“翻脸不认人”，相当于断白宫权力一臂，把司法解释权夺回法院，重写权力的游戏。

激发的争议声很大，尤其在科技领域。毕竟近几年，政府监管是所有互联网公司最敏感的神经，限制监管之手不仅影响TikTok等出海企业的当下处境，还关系着AI行业的未来前景。而且近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多起裁决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无疑是：科技监管会因此变天吗？

科技监管，首当其冲？

“最高法院给科技公司们送了一份大礼。”有美媒在头条讽刺地写道。

尽管推翻“雪佛龙尊重原则”关系到各行各业的行政监管，但科技行业的议论声尤其响亮，不少声音认为科技监管的前景黯淡，对用户和监管方是十足的噩耗。

垦丁（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捷长期负责出海合规，她解释，之所以把目光投向科技领域，主要是因为新兴技术变化快、专业性强，立法者和法院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需要依赖美国联邦行政机构承担科技立法与监管的作用。

“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会的立法活动并不总是能迅速响应新兴的技术变革。在解释和执行法律条文不足够明确的情况下，行政机构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志松说，像人工智能、大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领域，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快速响应的监管措施，这些也正是行政机构的强项。

“雪佛龙尊重原则”在其中扮演着法律支持的角色。简单来说，按照这一原则，法院需要评估行政机构提出的法律解释是否合理，如果是，法院就必须接受该机构的解释；如果不是，法院才可以自行解释法律。

比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今年四月恢复了一项奥巴马时代的“网络中立规则”，FCC当时明确提到，“雪佛龙尊重原则”是它们的法律依据。

还有一些典型监管案例，在国内引发的震荡不小。去年美国商务部出台“实施额外出口管制”的新规措施，陆续限制AI芯片出口、要求美国云计算公司报告非美国实体使用资源训练大模型的情况，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获取AI技术和设备的能力。

除此之外，美国国会明确依法授权联邦贸易会（FTC），制定消费者隐私和安全的规则，因此FTC经常对大型科技公司展开调查，比如在今年年初调查TikTok的儿童隐私问题。这些监管政策紧紧关联着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合作和市场准入。

会带来颠覆性改变吗？

必须强调的是，外界的担忧更多来自政治水温变化。多位熟悉美国环境的采访对象指出，逐步推翻“雪佛龙尊重原则”是保守党长期耕耘的计划，专门旨在削弱政府权力。

而事实上，2016年后几乎没有美国法院援引“雪佛龙尊重原则”了，推翻它会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

“目前美国的学者和专家还在辩论，有些人觉得推翻它会改变一切；有些人觉得只会影响特定行业，比如环保，但对科技领域的影响比较小。”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凯（Karman Lucero）说。

“我个人认为，科技行业的改变不会很明显。” 陆凯向21记者解释，“雪佛龙尊重原则”只针对立法模糊的地带，因此每个行业的立法情况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在科技领域，美国国会委托给政府的权限较为清晰，而且很少有全国性立法——比如美国至今没有全国层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说并不依赖“雪佛龙尊重原则”作为监管基础。

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媛也认为，能不能带来颠覆性改变有待观察。“在过往的实践中，有太多决策需要依赖专业行政机构的意见，不是所有法院都具备相关技术的专业知识人员，这份空白很难被一夜填补。”冯媛说。

对于美国本土或国内出海的科技公司们，推翻“雪佛龙尊重原则”是福也是祸。

一方面，法院将更严格地审查行政部门的做法，因此起诉政府的动作会更加大胆。 科技巨头们早已伺机行动，Meta去年起诉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指控FTC的一项规则阻止公司用收集未成年人数据获利，认为FTC“违宪”。一位美国前司法部律师在采访中指出，推翻雪佛龙原则无疑会让更多起诉政府的人胜诉，不管是哪个联邦政府机构。

邓志松还提到，长期来看，美国行政机构确实可能因此放松对科技行业的约束力度，但也会是一个缓慢传导的过程，不会立马发生。

另一方面，多位受访对象都认为，此前美国行政机构和法院能在法律解释、执行上有一致的判断，如今这种稳定性被打破了，法律条款变得更不确定。

邓志松拿未来的AI监管举例，“AI涉及诸多复杂和专业性强的技术问题。如果法院在法律解释中无法依赖行政机构的专业判断，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判决。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也可能影响AI技术的创新。”邓志松说。

不过，从整个治理版图的视角出发，陆凯仍然认为不会有明显改变，“美国出台全国性的AI法案，概率从‘小’变成‘非常小’，可能这就是（对AI监管）的影响。”陆凯说。

陆凯解释，美国的AI立法本就是分州进行，而“雪佛龙尊重原则”只约束联邦政府，不波及州政府，未来AI治理的脚步可能更加分散 。此外，企业自愿、承诺等大量软法性质的监管规则也不会受到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盟的监管大势正好相反，美国政府在科技监管里的角色正被不断削弱。在推翻“雪佛龙尊重原则”的同一周，两起监管社交媒体的重要案件——Murthy诉密苏里州政府、Moody诉网络选择（NetChoice），也迎来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宣判。

“这两件案子的争议在于，政府即使只是对社交平台的某些内容提出建议，是否也足够构成对美国言论自由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侵犯？而且它们都提到了AI的内容创作，比如，现在很多人使用ChatGPT来生成图片和创作内容，政府可能无权告诉OpenAI‘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它们无权强迫AI模型开发者用特定方式审查内容。”

对监管者来说，“那真是很漫长的一周”。陆凯感慨。无论如何，接下来美国联邦层面的科技立法会更加艰难，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也会有更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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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工程为什么能开拓一个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

文/胡新民

“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这项工程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聂荣臻在1992年撰文指出，以“两弹一星”工程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不仅开拓了一个黄金时代，而且培育了一代风流人物。钱学森在1984年说，我们的科技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曾经担任过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的党史研究专家程中原，2005年10月曾到哈佛大学访问。在演讲结束时听众问他如何评价毛泽东，他回答：“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还不会造一辆汽车，而他走的时候，中国不仅有了原子弹、氢弹，而且已经能够准确地回收人造卫星，跨进了太空俱乐部的大门。”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李捷指出，中国现在拥有举世瞩目的核大国、宇航大国的国际地位，而其地位的奠定，归功于毛泽东。

1993年4月，曾经担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李觉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造原子弹没有毛主席的决策绝不行。当然还有老一代的领袖们、科学家们和千千万万的协作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等，我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已。”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因这个消息而有了一种全新的自信心。丘吉尔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由此可见，核武器作为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谁拥有这一技术，谁就能占有强国地位。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重温毛泽东这段话，可以领悟到两层意思：一是仅仅依靠新式武器是无法改变战争的进程，后来的抗美援朝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新式武器确实具有战略威慑作用，是一个大国强国必不可少的装备。

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1949年8月，苏联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同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就向斯大林说要贝利亚（苏联负责研发原子弹的负责人——笔者注）来中国帮助制造原子弹。但是，由于刚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至于要不要同时加快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新中国领导层中间还有不同的认识。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7月，美军参战。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警告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不久以前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引者注）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上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政府对中国多次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并认真制定了详细的核打击计划。在随后的1954-1955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断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迫使中国作出让步。尽管美国的核威胁一次一次归于失败，但毛泽东感到研制核武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决策：“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值得一提的是，据薄一波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提到我们没有原子弹的问题，还亲自催促薄一波组织人员找铀矿。而谈这个问题时，差不多每一次周恩来都在场。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毛泽东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呦，这是决定命运的。”

毛泽东的决策，引起了那一代科学家的强烈共鸣。“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其父王应伟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应伟曾在给年少的王大珩讲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掠走珍贵天文仪器的悲惨历史时说：“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有靠自强。人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的国家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个人。”因此，王大珩在谈到“两弹一星”工程的战略意义时说：“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王大珩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中国两弹一星的光学仪器从何而来”一度是美国光学专家们心中的一个谜。1980年，当美国光学专家从来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光学专家的报告中得知，是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的一位旅美华人光学教授说：“我在美国25年从来没有得到今天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是长春光机所争得的。”

中国科学家的幸运

“两弹一星”功勋钱三强在回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决策时写道：“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他在回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毛泽东发出“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时写道：“在正确的决策下，原子能战线上的科学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工人、解放军，不论男女老少，个个精神抖擞，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在推进“两弹一星”工程中，周恩来总理和负责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在领导、组织和指挥方面发挥了极高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士，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在为科学家们做好勤务员的同时，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以便更好地履行领导的职责。

1956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隆冬季节的一天，聂荣臻来到研究院，首先查看了科研人员的简陋住处，然后才到会议室。他在讲话中感慨地说：“我是带兵打仗出来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后来我想明白一点了，就是老老实实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科学家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搞好学习和生活条件。”聂荣臻严肃地对在场的五院领导说：“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几十年后，在场的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一幕。他说，当时大家一下子就不觉得冷了。

1957年初，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即后来的九所、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被任命为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当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上将听到李觉说“我不懂原子弹，怎么搞”时，回答道：“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1958年底，李觉和专家们开始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建设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科研人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后来回忆：“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李觉同志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动了广大科研人员。我对他十分佩服。平时，李觉的作风就很民主，他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聚集那么多知名科学家，与有一批像李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分不开。”值得一提的是，李觉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前最关键、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工序插接雷管，就是在他手中完成的。

周光召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两弹一星”功勋彭恒武，于1963年秋冬之交，和几位同事来到金银滩进行试验。到达当晚，当看到所有科研人员全部住在有暖气的楼房里，而领导干部都住在帐篷里时，一股热浪涌上他的心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他想起自己从童年就渴求知识，无论是在长春读小学，还是在北平读清华；无论是在云南大学教书，还是在英伦岛做博士论文，他都是勤勤恳恳做学问，想成就一番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加入原子能这个集体中，才开始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从教书育人开辟新课题，到核反应堆、核潜艇动力堆工程，再到原子弹。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强国梦的实现。1961年4月，他加入研制原子弹队伍不久，周恩来接见了他和王淦昌、郭永怀。周恩来对彭恒武说：“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彭恒武一辈子都是党外人士，但周恩来的“政治任务”这句话，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党对他政治上的完全信任，激励了他一辈子为强国梦而奋斗。在他70岁那一年的1985年，他作为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主要完成者之一，获得两项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

◆位于北京城北的核能研究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一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先后集结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

年轻时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就读，1937年入党的刘西尧，也是一位很快从外行变为内行的优秀领导干部。他于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后，即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张爱萍上将）。原子弹成功后，在理论设计部氢弹攻关期间，刘西尧经常去听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的讨论。对理论设计部的氢弹攻关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1965年底，刘西尧接到邓稼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付诸实施，他当即表示同意。随后制定的实施步骤一一按预定计划顺利完成，为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铺平了道路。后来不少参加过氢弹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见到刘西尧时，都说1965年年底的当机立断很重要。美国人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1988年出版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上，写了一句：“在他（指刘西尧──引者注）的领导下，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发展。”刘西尧后来回忆：“哪能一接电话就下决心呢！还是毛泽东说得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氢弹研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进展，还是应该归功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专家同志们的努力。”

大协作使科技战线生机勃勃

钱学森在回顾“两弹一星”工程时说：“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

1956年4月23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当前最紧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人员，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到1956年底，以铀矿地质工作的队伍为例，其人员从1万人增加到2万人。他们怀着献身祖国核事业的豪情壮志，肩负重任，迅速打开了新局面。2020年去世的、被誉为“炼铀之父”的老兵王明健，本来在他的任务结束后可以回北京工作，但他选择了默默坚守在山区，闭口不提曾经的功绩。2014年，为庆祝原子弹爆炸50周年，国家“两弹一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没有任何要求。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无上光荣。”

上世纪60年代初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同时也是原子弹研究已经面临突破的关头。“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回忆：“正当我们力争加速进程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上出现了有关两弹的‘上马’‘下马’之争。后来毛主席下的决心，结束了争论，并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11月17日，在中专委主任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上，决定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有关单位后，群情振奋。2019年，当时在原子弹实验场工作的现役军人，后来由外行转为内行为核工业奋斗了一生的孟宪玉向记者描述道：“我们原子弹实验场的每一个要害部门都用大幅标语标牌，写着‘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干的是天大的事，真是一心一意完成工作任务，为原子弹爆炸作贡献……使我们国家搞出这么伟大的事业和大国重器。”

中专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党的统一领导、人员通力协作、科研力量协同和物质材料协调等方面入手，卓有成效地领导组织了全国大协作，极大地促进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和试验的成功。周恩来坚持一个一贯的指导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全局，抓“尖端”带动常规，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地不断向前推进，使整个科技战线生气勃勃，成效惊人。当核试验不断推进时，如何建设核燃料后处理工厂成为一个新难题。周恩来很重视这项工作，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果断决定淘汰苏联的沉淀法设计，自行研制成功萃取法新生产工艺装备，节约投资3.6亿，大大提高了回收率且降低了生产成本。项目的成功，使广大科技人员再一次感到，方向对头加上艰苦努力，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当大量的厂矿和试验基地建立起来后，周恩来又考虑如何为那些坐落在荒山野岭的工厂、试验基地的人们解决好吃穿用问题。工业学大庆运动刚刚兴起，周恩来就要二机部部长刘杰率队前往大庆学习，学习如何在偏远地区建设商业网点。刘杰取经回来后即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后，职工有“犹如大旱甘霖”的感觉，不但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对开发核事业的自豪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氢弹理论研究遇到拦路虎的时候，周恩来及时向科研人员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氢弹研究的指示。被誉为“氢弹之父”的于敏留下的口述史有这样的内容：“我对这个领域完全陌生，抓什么课题？我一直以《矛盾论》的‘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当氢弹理论研究实测数据完成后，周恩来称赞这一成绩是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彭恒武曾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宴上赋诗赞赏大协作：“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能数理化成功。”

从1962年成立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专委召开了九次会议。中专委办公室根据中专委的安排，召开过多次全国性的协作攻关会议，其中有4次是有几百个单位参加的1200人左右的“大力协作”会。1965年2月，聂荣臻批示同意钱学森在当年1月提交的《研制卫星的打算》。在5月4日至5日的中专委会议上，正式将卫星工程计划列入国家计划，由国防科委具体组织协调。“文革”开始后，为确保卫星工程顺利进行，经毛泽东批准，1968年2月，在原来中科院“581”组的基础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在筹备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期间，1967年7月，钱学森推荐孙家栋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在当时打派仗的情况下，如何动员各派的力量搞好“大力协同”，颇费一番心思。在钱学森的支持下，孙家栋把技术条件列为选人的唯一条件，组织攻关队伍。由于“两弹”大协作产生的效应已经深深影响了整个科技战线，无论是哪一派的科技人员，都渴望能够加入这支光荣的攻关队伍。孙家栋最后选定18人。当他们离开原单位时，观点对立的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钱学森对他们说：“希望你们18个人能成为航天十八勇士，为中国卫星闯出一条天路来。”

这18位科研人员在孙家栋的带领下，摆脱外部的冲击和干扰，加班加点搞设计、做试验，努力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制定了卫星总体新指标，确定了卫星研制新方案。周恩来多次接见钱学森、孙家栋和有关科技人员。在一次接见中，周恩来特地问坐在孙家栋旁边的戚发轫，两人是不是一派的。当得知他们是来自两派，但工作配合得很好时说：“好！不闹派性就好！”孙家栋与戚发轫在从事卫星研制工作之前就一起在导弹总体部，虽说“文革”之风也不可避免地刮进导弹总体部，但祖国卫星研制大业像纽带一样，把两人报效祖国的共同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年他们在导弹研制、设计、试验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互默契配合的那股劲，现在又一次体现出来。

当时每个承担研制卫星的单位和职工都感到无上光荣，他们尽心尽力，协同攻关。周恩来多次接见过有关人员，以确保没有一项工作拖后腿。当时为了及时研制好与卫星主体配套的原子钟，周恩来把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和酒泉发射中心等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用专机接到北京，详细了解情况，亲自布置协作攻关事宜。上海天文台的科研人员后来回忆：“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作下，1970年底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氢原子钟样机……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及以后的各次卫星发射中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孙家栋还为寻找合适的电信链接插头，亲自前往上海，通过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与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具体切磋探讨，制定了初步方案后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将这种卫星上专用的也是非常特殊的插头造了出来。此外，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测量卫星姿态的红外地平仪难关，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攻克了在末级火箭上安装“观测裙”的设计和制造难关等等，都是在大协作中涌出来的优秀集体。孙家栋在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动情地说：“在当时那种技术条件、物质生活、工作环境下，用那么短的时间做成这样一件大事，是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到60万人。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像这样的大协作，也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办到。”

几十年后，当这段历史要刻在为纪念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40周年而建的“百星墙”上时，人们竟不知该在“总设计师”一栏中填上谁的名字。为了确定这个问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原则：发射时谁负责谁就是总师。按照这个标准，总师是戚发轫。

戚发轫说，我不同意。“‘东方红一号’当年没有任命总师，只有前仆后继的科学家群体。即使写一个人，也应该是孙家栋。”“百星墙”最后刻上了戚发轫和孙家栋两个人的名字。

1992年，党中央正式批复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神舟一号至四号无人飞行任务、神舟五号“一人一天”、神舟六号“多人多天”载人飞行任务。媒体赞叹，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不仅证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展示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神奇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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