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陌科技苏哈托，屠杀50多万华人却安享晚年？

用户投稿 2025年11月17日 14:20:01 4 0

苏哈托，屠杀50多万华人却安享晚年？

2008年1月27日，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因器官衰竭抢救无效病逝，享年86岁。

这位拥有“强人”称号的印尼前总统在执政的30多年里备受争议，自从1998年下台后就一直没能摆脱腐败贪污的指控，关于他在执政期间的功过是非也向来是世人争论的话题。

而对全世界的华裔来说，苏哈托，是一个他们所有人都不应忘记，也不该原谅的名字。

他曾一手制造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案件，是他执政生涯中最大的污点。

50多万华人惨遭屠杀，铸成一部印尼华人血泪史，对于印尼国内人民来说，苏哈托和其家族的腐败行为也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但这样一个双手沾满无数鲜血，被称为“20世纪最冷血屠夫”、“印度尼西亚刽子手”的人，身前却一直未被追究责任，下台后还能隐居豪宅，安享晚年，一直活到86岁高龄，苏哈托这个人仿佛随着他的集权时代一起归于沉寂，无疑是一个恶人没恶报的历史典型。

难道正义对苏哈托缺席了吗？

发动军事政变取缔印共

印度尼西亚人对“寡头政治”的概念就是源于苏哈托。

上台后，苏哈托凭借铁腕政策，实行家族式统治，钩织了一个庞大的裙带关系网，肆无忌惮地侵吞着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在印尼的一众政治精英和团体中，唯独苏哈托拥有几乎所有大企业的股份，身为总统的他利用手中权力将自己的家人也任命为许多大企业的委员。

有人说他推动了印尼经济发展，但事实上，他只是把自己和富人的腰包变得鼓囊了而已，底层的穷人依旧水深火热。

苏哈托自己就是穷苦人出身，但爬上高位后，却无情地压榨与自己出身同一阶层的穷人。

苏哈托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母亲曾三次离异，为此备受同村人歧视，连带着年幼的苏哈托也是被欺辱蔑视的对象。

苏哈托的童少年时期是在反复失学辍学中度过的，直到19岁那年，他瞒着母亲悄悄参军，正式迎来人生的转折点。

不到一年，苏哈托就从荷兰殖民政府的一名普通士兵，被提拔为上士，二战中，日军大肆侵略太平洋地区，赶走了荷兰人，取而代之成为印尼的殖民者。

这期间，苏哈托性格中的投机成分暴露无遗，日本人占领印尼后，他被编入日军部队，后来日军战败，印尼人民独立意识觉醒，开始奋起反抗。

于是苏哈托摇身一变，又成了印尼反殖民统治游击队的一员。

1945年印尼独立，苏加诺成为印尼的“开国总统”，年仅24岁的苏哈托也加入了印尼武装部队。

他作战才能出色，又极擅长搞人际关系，在军界步步高升，于1965年担任陆军后备役部队司令，拥有少将军衔。

时任总统的苏加诺比较亲共，对华裔也很温和友好，甚至有将总统位置移交给印尼共产党派的打算，这引起了亲英美派的高层人士不满，其中就包括苏哈托。

于是他们密谋发动政变，把苏加诺赶下台，他们计划的政变时间是1965年10月5日，但却有人提前得知了他们的意图，比他们更快一步，提前发动了政变。

此人就是苏加诺的亲信，时任总统卫队营长，同时也是一名印尼共产党员的翁东。

翁东带领一批军官于9月30日深夜提前行动，解散内阁，逮捕并杀害了6名右翼军方将领，将总统苏加诺也软禁起来。

这就是印尼史上著名的“9·30 运动”。

后来的学者对“9·30 运动”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进行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发动的一次冒险而鲁莽的行动，直接给了苏哈托等人清扫印共的可乘之机和“正当理由”。

也有人认为，这场政变从头到尾都是苏哈托等人为了嫁祸印共、夺取政权而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

然而这场事件的当事人大多都已被杀害，历史往往由胜利者谱写，但身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最终赢家的苏哈托却对这一历史事件内幕讳莫如深。

“9·30 运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印共判断失误，倒送人头，还是苏哈托一派自导自演，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定论。

我们只知道的是，身为少将的苏哈托也随之发起了一场反政变运动。

他以发动武装叛乱，阴谋夺取国家政权等罪名，宣布取缔印共，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印尼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事件。

当年10月，苏哈托就开始了反共清洗运动，逮捕并杀害了印共的所有领导人，在印尼全国清扫、镇压共产党人士，这场屠杀行动得到包括美英澳在内等一众西方国家的支持。

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居多，但苏哈托的这场清洗运动俨然成了“遇华就杀”，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华人也受到牵连，成为被杀害的对象。

踩着华人鲜血上位的苏哈托

印尼的华人非常多，最早要追溯到400年前荷兰殖民者占领印尼首都雅加达时。

占虽占了，但荷兰本土人住惯了寒冷的欧洲北海，自是不肯搬到炎热潮湿的印尼来，印尼本土人又少得可怜，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力，荷兰殖民者开始大力吸引南洋各地的华人来印尼定居。

到荷兰撤军，印尼独立，苏加诺就任总统时，印尼已有2000万华人。

当时为了吸引华人过来，荷兰人开出很多优惠政策，这也引发印尼土著的不满，排华的种子早已埋下。

不过虽有矛盾，但也基本都在经济领域，直到930事件爆发，苏哈托开展反共清洗运动，标志着印尼排华主义上升到社会和政治层面。

大批印尼军警伪装成普通平民，潜入民间对华裔进行无差别屠杀。

但印共党员约300万人，苏哈托仅靠军警力量，自然难以全部清洗。

于是苏哈托便利用印尼半个世纪以来早就埋下的排华情绪，煽动印尼土著去对付华人。

除了印尼土著，一些原本与世无争的高山部族，比如大雅族，也被苏哈托利用为杀害华人的刀。

苏哈托指使官方散布谣言，说华裔杀死了多位大雅族长老，引起大雅族对华裔的仇恨情绪，于是大雅族也下山向华裔举起屠刀。

少数部落的复仇方式也非常野蛮残忍，带着几近原始的仪式意味，如果哪家华裔的门口发现了一个盛有鸡血或狗血的土碗，不出一天，这家人就会横尸家中。

这个装有动物血的土碗无疑就是一道夺命符，因为任何看到这个标志的大雅族人，都可以对这家人赶尽杀绝。

印共党员和追随者不仅被蓄意谋杀，苏哈托还下令拘禁和流放数万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

据估计，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大约10万到300万人在这场大屠杀中遇难，学界统计出的死亡人数为50万左右。

这场政变导致50多万华人遇难，共产党被政府列为非法组织，苏加诺的总统职务被罢免，人也被软禁起来，并不得不于次年任命苏哈托为代理总统。

之所以是代理总统，因为苏哈托很明白，他眼下的地位不稳，还需要花上两年时间来巩固政权，然后他才能安心在1968年举行大选，成为名正言顺的总统。

1968年3月，苏哈托正式当选为印尼总统，开启了独裁时代。

苏哈托在执政的30多年里，也坚决反共防共，华人受到严重排挤，文化也受到极大限制，华人不准讲华语，不准开设华人学校，不准使用华人姓名。

一切属于华人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都被坚决禁止。

几十年后，受害者的家属也依旧活在阴影之中，社会上许多职业，诸如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不对他们开放，只能在经济领域或体育界活动。

就连历史也被扭曲。

在印尼当地的中小学中，学生们被灌输“当年那场屠杀是必要之举”的思想。

老师们不是把这种行径当作一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为来教导学生，而是当作一种英勇的、很有必要的处决行动。

按照他们的教导，被杀害的受害者才是罪有应得。

苏哈托家族的腐败

那么苏哈托成为印尼总统后，又做了什么呢？

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苏哈托下令逮捕和镇压那些批评他的政权或他个人行为的人。

在经济上，印尼政商勾结现象猖獗，苏哈托给他那些经商的亲信大开后门，忙着让自己、家族、密友变得富有，而不是专注于国家经济。

苏哈托家族的腐败在印尼早已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印尼四分之三的国家经济都被垄断在苏哈托家族手中。

苏哈托的三子三女，简直垄断了印尼经济的各行各业。

长女一手抓政治，连续几年当选议员，还曾竞选过副总统候选人，结果没成功，但几个月后，她被老爹任命为国家社会事务部长，她的另一手则牢牢掌控着印尼主要的收费公路公司。

长子则是印尼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的最大股东，拥有10%的股份。

次女是很多印尼银行和建筑业的股东，她的丈夫也在军队中拥有很高的地位，被任命为他老丈人曾干过的那个陆军战略后备役司令。

次子则控制了印尼更多的行业，如电视业、汽车业、建筑业、电信业等。

至于小儿子和小女儿，一个垄断印尼的石化业，一个则持有印尼海滨场浴行业的大多数股份。

当真是只要孩子生的多，就不怕控制不了各行各业。

就连外国投资者心里都门儿清，想在印尼投资获利，就必须得找到可靠的、有背景的人做合伙人。

而最理想的合伙人，无外乎就是苏哈托的家族成员，就算跟苏哈托家族没血缘关系，最低限度也得是他们最亲密无间的好友，不能再低了。

不跟苏哈托家族傍上关系，投资协议都很难签署，营业许可证更是别想了。

有印尼媒体粗略估计了下苏哈托家族的财富，认为其资产总额高达45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当然这些财富的绝大部分都已被秘密转移至国外。

如果经济危机没有发生，苏哈托肯定会成为“终身总统”。

受金融危机影响，印尼申请了国际援助。

国际基金货币组织表示可以援助，但同时也深知印尼的腐败有多严重，毕竟这可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担心钱又叫苏哈托家族给私吞了，于是提出多条协议，要苏哈托家族废除家族垄断。

意思就是想要援助，就得先把自家的腐败状况好好收拾一下。

但苏哈托宁可拒绝援助，也不肯让自己家族的利益受到撼动。

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即宣布冻结援助，印尼盾大幅贬值，17000印尼盾只能换1美元，全球没有比这跌得更厉害的国家了。

国内外商、华人纷纷跑路，企业大批倒闭，印尼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苏哈托时代的丧钟终于敲响。

印尼爆发了反苏哈托运动，苏哈托被迫下台，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好友，副总统哈比比下台后的苏哈托隐居在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豪宅里，鲜少露面。

印尼国内要求清算苏哈托的呼声愈发高涨，在野党人士纷纷写信欧洲、东南亚各国政府，要求他们冻结苏哈托家族转移过去的财产，还给印尼人民。

等待着苏哈托的原本将是法院的传票和无尽的讯问。

但他只接受过一次讯问，之后法院再开庭审理他的贪污案件，他就屡次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拒绝出庭。

以身体不适需要入院治疗为借口，苏哈托躲过了不少官司。

现任总统哈比比也发表讲话，要求印尼人民向前看，对苏哈托的调查一定会依法进行的。

最终，反苏哈托势力妥协了，决定让苏哈托“先休息一段时间”，等国内形势稳定后，再来处理他那一堆破事，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但还没等来这一天，86岁的苏哈托就病逝了。

苏哈托下台后，他的子女亲信们也随之低调起来，也有一部分被解职，但更多人依旧在政坛和经济上担任要员。

苏哈托倒下了，但他背后的势力已然根扎在印尼，难以拔出，或许这就是苏哈托至死都未能得到应有惩罚的原因之一。

苏哈托对华裔来说，甚至相当于希特勒对犹太人，他手上染有50多万华人的鲜血，但即便是印尼结束16年独裁统治后的今天，下达屠杀命令的刽子手和与之同一阵营受到庇护的人，也依旧拥有权势和名声，而受害者却尚未走出阴影。

他的贪婪，以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都是印尼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原因，也是寡头政治的催化剂，导致寡头政治至今仍在印尼政坛上猖獗且难以瓦解。

苏哈托不是印尼的“救世主”，他是西方的傀儡，他谋杀任何不支持他的人，他为印尼建造的所有东西，他颁布的所有政策，都只是为了让他能够继续掌权，以及让他的家族变得更富有而已。

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需要的惩罚不仅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被后人口诛笔伐，也希望正义只是迟到，而不会缺席。

参考资料：

[1]孙福生.苏哈托的下台及其影响[J].外交学院学报,1998(04):48-52.

魏晋政治与族群︱汉晋时期氐人的分布、迁徙与变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徐璇

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匈奴郝散反，引发了氐帅齐万年的叛乱。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提议将占据关中人口半数的氐、羌以及并州的匈奴、荥阳的高句丽全部遣返故地，但晋廷并未采纳。一般认为，内居与汉人杂处的戎狄之所以叛晋，主要原因是由于“边吏扰习”，即《徙戎论》所谓“侮其轻弱”，由于“受方任者”的州牧太守，“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简言之，即这些族群的反抗是由统治与被统治的族群之间的矛盾所引起来的，而不是这些族群与汉人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马长寿《氐与羌》）

两汉魏晋时期是氐人发展历史的重要时期，是把握氐的主要历史特点的重要时期。梳理这一时期的氐人的迁徙与分布情况以及中原各政权对其的政策发展变化，有利于理清氐人参与齐万年叛乱的真实情况。

一、两汉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有关氐人的早期分布，马长寿先生依据相关史料进行考证，证明氐人的原始分布和秦汉时氐人分布中心大体是一致的。自冉駹（嘉戎）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人分布所在。依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和《华阳国志》等的记载，秦汉时期氐人具体分布在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陕西略阳西北）、下辩道（治今甘肃成县西北），陇西郡的氐道（今甘肃天水西南），阴平郡的甸氐（治今甘肃文县西）、阴平道（治今甘肃文县东）及广汉郡的刚氐道（今涪江上游），蜀郡的湔氐道（今岷江上游）。

秦汉时期氐人分布区域示意图（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分幅和三国分幅改绘）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这是氐地开设郡县之始。在此之前，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可见氐人是有首领的多个部落集团。汉武帝开郡立县时，氐人受到排挤，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故《魏略·西戎传》称：“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这样的拓边政策很快激起氐人的不满与反叛，随之而来的是西汉政府对其征讨与迁徙。

氐人的第一次反叛发生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遣兵平叛并将一部分氐人迁徙至酒泉郡（治今甘肃嘉峪关）。这次迁徙对氐人来说是被动的，却使河西地区开始成为了氐人的一个聚居区域，氐人的分布区域第一次由以武都郡为中心的地区扩展至河西走廊。氐人的第二次反叛发生在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西汉政府再次遣兵平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氐人并无叛乱之事发生，直至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氐人趁机再次进行叛乱。两汉之际隗嚣割据陇西地区，氐人大都依附在陇蜀地区。

东汉建立后，隗嚣表面上归附刘秀，私下却联合公孙述作乱。在这场叛乱中，氐人豪酋齐钟留与当时的武都郡丞孔奋“共为表里”击退攻打武都的隗茂。《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帝悉从之。”武都郡的部分氐人归降东汉，不仅得到“复其侯王君长”的待遇，而且“赐印绶”。来降的氐人政治地位得到了证明，其首领也有了行使权力的依据。由于氐人帮助平叛隗嚣之乱，并主动归降，东汉政府封其首领王侯，赐予印绶，采取拉拢安抚的措施，使得氐人终东汉一朝都未再得反叛。

两汉时期是氐人被纳入中原政权统治范围的开始，在此之前，氐人为中原人知晓不多，因之史载不详。西汉开设郡县“排其种人”的拓边政策激起氐人的不满与反叛也由此引发氐人的第一次迁徙，这次被动的迁徙使得氐人由原来的以武都为中心的汧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地区外，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形成新的分布中心，即《魏略·西戎传》所说的氐人“或在福禄”，这对后来以氐人为主建立的后凉政权，多少准备了一些条件。两汉对待氐人的政策也为后来的曹魏所借鉴，并进一步强化。

二、曹魏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发展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氐人的势力也逐渐兴起。当时在陇蜀之间有两大氐人势力，一是兴国城地区（今甘肃秦安东北）的兴国氐王阿贵，一是仇池山地区（今甘肃成县西）的百顷氐王杨千万，两王各拥氐众万余落。而武都下辩等地有氐帅雷定等七部，拥氐众万余落；河池也有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人余。此外，还有许多无名王侯小帅分布于各墟落间。这些氐人势力引起军阀们的注意并成为各方军阀争夺与利用的对象，稍后其居住地区又是曹魏与蜀汉必争之地，这就意味着氐人不得不卷入汉末军阀混战之中。

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关中诸将反于潼关，“汧氐反”响应马超。十八年（213年）马超据汉阳，百顷氐王杨千万响应马超，屯兵于兴国。次年，马超率领氐、羌之众数千人与张郃战于渭水。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领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氐王窦茂率领部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二十二年（217年）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从沮道进攻下辩，氐帅雷定等七部万余落起兵响应。面对这样的情况，曹操奉行“剿灭穷寇、威服后方”的方针，先用兵后迁徙。（马骁《三国时期民族关系思想探析》）首先是用兵，曹操先派遣夏侯渊西征，灭阿贵，逐杨千万入蜀，击破韩遂的氐、羌联军，攻灭兴国氐；再遣张郃攻破武都氐，等到曹操的大军到达河池时攻灭窦茂。其次面对氐人余众，曹操害怕再发生叛乱也为了便于对其控制，于是采取迁徙人口的策略。依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曹操对氐人余众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被徙于扶风（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守善者”分留天水（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南安（治䝠道，今甘肃陇西东南）界。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与刘备汉中之战，刘备势力占领了汉中，对关中三辅产生威胁。“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逼贼，前至者厚其赏宠，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当时曹操认为武都孤远，害怕为刘备所得，于是听从张既招徕安定的建议，派张既到武都，迁氐人五万余落至扶风、天水界内。不久，又派遣杨阜再次迁武都汉民、氐、傁万余户于京兆（故治在今西安西北）、汧（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南）、天水、南安、广魏（即略阳）等郡县之内。（杨阜移氐北上之事，分别记载在《三国志·魏书》本传、《华阳国志》卷二及《魏略·西戎传》中，马长寿先生综合考述认为，杨阜所徙之氐乃分置于京兆、扶风、天水、南安、广魏五郡之内。）除此之外，曹操还强征氐人的粮食。夏侯渊击武都氐帅于下辩时，“收氐谷十余万斛”（《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渊传》）。张既从散关入讨氐人时，“收其麦以给军食”（《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经过曹操数年的经营，基本稳定了陇蜀间氐人的形势，一些反叛的氐人王侯如杨千万、阿贵、窦茂等，或孤身投奔刘备，或为曹操所灭，大部分氐人余众则被曹操迁徙至关中和陇右一带。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了魏，曹丕是为魏文帝。曹魏建立后，陇蜀之间的氐人虽然大的反叛已不再，但武都郡的氐人仍“有万余落”，且“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书》卷三〇引《魏略·西戎传》）。然而此时氐人已愿意主动归降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武都氐王杨仆率部附魏，魏文帝曹丕将其安置在汉阳郡。青龙三年（235年），武都氐苻双、强端率六千余众降魏。次年，武都氐王苻健及氐人四百余户降蜀汉，后主派张尉等前往接应。然而此时氐人内部发生分裂，苻健弟率四百户降魏，苻健只身入蜀。

氐人态度的大转变一是源自对曹魏强大武力的惧怕。夏侯渊、张郃与马超、韩遂联军的战斗中，先败于显亲，再攻击羌人所在的长离，又进军兴国，转攻高平屠各，一路穷追不舍，终使马超与韩遂大败，“河西诸羌皆降”，“太祖每引见羌、胡，以渊畏之”（《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渊传》）。可见夏侯渊对这一地区羌胡的威慑力。氐人多次与夏侯渊交战，不可能没有领教到对方的强大的实力，再加上夏侯渊在征讨的过程中对反叛的氐人所采取的政策，他们摄于兵威转变态度主动归顺。二是曹丕对于曹魏周边的族群抱有包怀之心，主张以德服之、怀柔容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引王沉《魏书》曰：

初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王得降书以示照曰：“前欲有令吾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谋而当，有自得之色，见讥李悝。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这一段材料虽然是曹丕对处理卢水胡问题的展现，但是曹丕言语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一直是其在位期间的重要指导方针（马骁《三国时期民族关系思想探析》）。正始元年（240年），姜维出兵陇西（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南），魏将郭淮出兵迎击，迁氐人三千余落以充实关中。这是史书记载曹魏最后一次将陇蜀之间的氐人内徙进入关中地区，由此曹魏对氐人的内徙最终完成。

为了便于对内迁氐人的管理，曹魏在氐人集中区设有安夷护军，治美阳（属扶风郡，今陕西武功西北）；抚夷护军，治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这种护军制度是从秦汉以来的“护军都尉”“护军中尉”等职官演变而来。它以护军将军率军为营，战时参战，平时驻守于族群杂居、易生动乱的郡县，后以护军和郡县一级相结合，以军事长官（护军）兼郡太守，进行军政统治。护军除了管守地方外，还经常抽调出征。正元二年（255年）冬十月，高贵乡公曹髦因洮西之战大败，下诏“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三国志·魏书》卷四《三少帝纪》）。从上面这份诏书可以看出，安抚夷二护军管辖下的内迁氐人亦耕亦战，具有兵民合一的性质。护军制对后世的地方行政机构影响较大，十六国时各族在西北所建政权中，大多设有护军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

综上所述，曹魏是氐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氐人迁徙分布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氐人的迁徙方向主要是从原分布区域转向关中和陇右地区，关中地区的氐人集中分布在京兆、扶风、始平，以扶风郡最多，陇右地区的氐人则是分布在天水、南安、广魏。曹魏在借鉴两汉政策的基础上，采取“剿灭穷寇、威服后方”的方针，先用兵后迁徙，并设立安抚夷二护军管辖内徙至关中地区的氐人。氐人也对曹魏由对抗的态度转变成主动归降，接受曹魏的统治，从此氐人布满秦陇与汉族杂居。

汉魏时期氐人迁徙分布区域示意图（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分幅和三国分幅改绘）

三、西晋对氐人的政策及齐万年暴乱

西晋建立后，沿袭曹魏的护军制，关中地区的氐人仍归安夷和抚夷二护军所管。然而晋武帝在前代政策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以汝阴王司马骏为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给羽葆鼓吹”（《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从此扶风郡的氐人由护军所属变为封国直接统治下的编户。唐长孺先生经过对关中地区氐人编户化的论证，认为魏晋间从秦陇徙入内地的氐人已被解散部落，与汉人一样成为纳税服役的州郡民众（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

元康六年（296年），发生了以氐人齐万年为首的匈奴、马兰羌、卢水胡、扶风氐的联合大反叛。这次反叛源于元康四年（294年）并州谷远县的郝散之变。郝散是匈奴人，杀上党郡长吏。不久，郝散宣布投降，率众向洛阳进发，路过雍州境内被冯翊都尉所杀。至元康六年夏，郝散弟度元为其兄复仇，联合冯翊、北地二郡间的马兰羌和卢水胡共同起兵，杀北地太守张损，并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马兰羌和卢水胡为什么参加这次变乱呢？傅畅在《晋诸公赞》中记载得很清楚：

司马伦，字子彝。咸熙中封赵王，进西征，假节都督雍、梁、晋诸军事。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朝议召伦还。

此言胡、羌起事是由赵王司马伦滥杀羌酋数十人所致。《晋书·赵王伦传》的记载比较隐晦：

（伦）镇关中，刑赏失中，氐、羌反叛。

其意与《晋诸公赞》所记相同。《晋书·解系传》等记载：赵王伦重用孙秀为相，杀羌酋事皆秀受赵王之旨而行，故雍州刺史解系、冯翊太守欧阳建各具表奏伦之罪恶，并请诛孙秀以谢氐、羌。从此可知，滥杀羌酋一事已经成为当时朝野之间的公愤了。晋廷对此公愤无法平息，接着就发生了同年秋八月“秦、雍氐、羌悉反，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晋书》卷四《孝惠帝纪》）的事件。

齐万年是扶风郡氐人。潘岳《上关中诗表》里说：“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马长寿先生认为齐万年是编户可能不是上层，能够代表一般氐、羌民众的利益。由于文献缺乏，很难精准地确认齐万年的身份。但此时扶风郡的氐人已经被晋廷编户，齐万年无疑是扶风郡的编户。

据各种片段的文献记载，齐万年的根据地在陇山一带。元康六年，齐万年率羌、胡北上，围攻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晋廷派遣安西将军夏侯骏讨伐氐、羌。七年（297年），齐万年的主力军队七万人移驻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企图以此进攻长安。晋廷以梁王司马肜为大都督、督关中军事，屯军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南）。齐万年与晋将周处、解系、卢播战于六陌（今陕西乾县东北），晋军大败，周处被杀，卢播诈论功绩，被徙于北平（今河北满城北），许多士卒变作了俘虏。关中的州牧郡守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吏都张皇失措，逃遁奔窜者相望于道路。六陌一战后，齐万年和其他联军统帅分兵攻打雍、汧、陈仓等地。其时，围攻雍城的联军由齐万年直接指挥。晋廷方面看到雍城危急，速遣孟观率军往援。孟观与联军大战十余次，身当矢石，攻下美阳县西的中亭。孟观又继续北上，直趋雍城；另有别将何恽领兵二万继其后，雍城之围遂解。齐万年于此时被擒，槛送洛阳。时为元康九年（299年）正月。

齐万年叛乱曾波及原氐人分布地区，“元康六年……关中氐及马兰羌反，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武都“郡罹其寇，晋民流徙入蜀及梁州”（《华阳国志》卷二八《汉中志》），当时武都郡地方政府已被摧毁，氐人各部处于无所统属的状态中。当齐万年起兵反晋时，杨茂搜率领所部四千家返回仇池。杨茂搜是杨飞龙养子，晋武帝时杨千万之孙杨飞龙继为氐王，势力渐盛。晋武帝假杨飞龙为平西将军，杨飞龙死后，杨茂搜袭其位。杨茂搜此时率部返回仇池，群氐推以为主，很快据有阴平、武都二郡。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成为仇池、武都和阴平实际的统治者。齐万年叛乱平息不久，永嘉五年（311年）刘曜攻陷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氐羌皆送质任”（《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关中诸氐也归附于刘汉。齐万年从元康六年八月称帝，至九年正月被擒，前后凡两年半，此次叛乱对西晋的打击很大。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相继而起的局面。

梳理史料可以明确地发现，氐人对中原政权的态度，由西汉时期的反抗转变成主动归降。从东汉到晋武帝去世之前，不论是滞留在武都地区的氐人，还是陇右与关中地区的氐人，都未发生叛乱。晋武帝去世后，氐人齐万年联合其他内徙族群进行大反叛。关于这次反叛爆发的原因，时人江统在其《徙戎论》里将原因归结于“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当代学者如唐长孺先生认为，发生叛乱的原因除了企图解除本来的奴役以外，反抗司马伦与孙秀的加重压迫也是一个原因。马长寿先生认为，晋廷以加重剥削和奴役的办法对待内迁的族群（包括氐人编户）是主要原因。后来的研究者也大多沿用唐长孺、马长寿两位先生的观点，但却忽略了一点，即内徙至关中地区的氐人被编户之后，何以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进行反叛？

西晋时期氐人的问题上溯两汉，近及曹魏。氐人从那时起已被内迁，并与汉人杂居，他们共同生产、生活，从而渐习汉风，走向了汉化的道路。凡内徙族群，不论其差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是从事情农耕、定居，但他们在社会习俗上还保留自身习惯。从战国以来，氐人经济生产已主要是农耕。《魏略·西戎传》对氐人的生产、生活、习俗情况记载得很清楚：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

《后汉书·西南夷传》云白马氐：“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这些记载表明，氐人是以农耕为主而兼营畜牧的。《魏略·西戎传》所云，似指陇右地区氐人的情况，而《后汉书·西南夷传》是指陇南地区氐人的情况。川西北的氐人居住区，如前所示湔氐、刚氐、甸氐道地区，经济生活又略有不同。如岷江上游的冉駹之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被内徙至关中的氐人，其经济活动内容大概是以农耕为主。郭淮任雍州刺史时，诸葛亮北伐到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三国志·魏书》卷二六《郭淮传》）。《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记载同一件事时说道：“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当时关中的内徙族群主要是氐与羌，所谓的“关中羌胡”必然包括氐人。氐人与汉人编户、羌一道担负起曹魏大军的后勤供应。

关于西晋时期，内徙族群编户缴不缴纳贡赋的问题，曾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唐长孺先生认为，司马骏所封的氐户就是课田的近夷，他们直属州郡，成为编户。马长寿先生认为，西晋初征收编民的田租户调皆较汉魏为重，与此同时，氐户在兵役上的负担也是十分沉重的。尹波涛在唐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西晋政府将内迁的氐人化夷为民，使氐人交纳赋税，承担劳役（尹波涛《略论西晋时期的“用夷”论与实践》）。如前所述，曹魏多次迁徙氐人，保留其部落组织，为了与汉人区别对待，设置安夷、抚夷护军管理关中地区的氐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上》云阳县条：“本汉旧县，属左冯翊，魏司马宣王抚慰关中，罢县，置抚夷护军。及赵王伦镇长安，复罢护军。”抚夷护军作为低于郡而近于县的一级地方军政机构，拥有实际统辖地区。护军既是军职也是地方长官，其管辖下的氐人战时参战，平时从事农耕生产。西晋撤销了安夷、抚夷护军，晋武帝以汝阴王司马骏为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扶风郡的氐人身份得到了转变，解散部落组织，成为封国直接统治下的编户，与汉人民众一起纳税服役。

虽然经过曹魏多次迁徙，但内徙至关中地区的氐人仍然是聚居在京兆、扶风、始平几处，未能得到分散。虽然关陇地区除内徙族群居住外也居住着大量的汉人，氐人与汉人杂处，通晓汉语不可避免的接受汉化，但其部落认同还在，“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值得注意的是，齐万年起兵时，杨茂搜率领一支氐人民众返回仇池，群氐推以为主，保有武都、阴平二郡。杨茂搜此举虽是避乱，但也从侧面证明氐人的部落认同仍然存在。

如前所述，齐万年叛乱源于郝散之变，当赵王司马伦滥杀羌酋之后各族群的怒火被点燃，“秦、雍氐、羌悉反”。相较于曹魏的护军制度，西晋采取的编户政策较为激进，以及虽然解散氐族部落组织，但其部落认同依然存在，内徙的氐人纷纷投入到这场反叛之中，企图脱离西晋的统治，从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给予西晋沉重的打击。

结语

上溯两汉，至于曹魏，终于西晋，氐人完成了其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氐人迁徙频繁，其分布地区除了原来的以武都为中心的汧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地区外，在关中、陇右和河西地区又形成了新的分布中心。内迁的氐人虽然与汉人交错杂居，但却集中聚居在一起，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其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人口发展很快。曹魏在借鉴两汉政策的基础上，对其多次用兵与迁徙，并设立安夷抚夷二护军管理关中的氐人。西晋将关中地区的氐人由护军所属变为封国直接统治下的编户，解散其部落组织。郝散之变后，由于赵王司马伦滥杀羌酋，点燃内徙族群的怒火，各族群纷纷起兵反晋。由于西晋对氐采取了激进的编户政策，以及当时并不具备解散氐部落组织的条件和齐万年个人的政治野心，已经被编户但部落认同依然存在的关中氐民在齐万年的带领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投身于西晋末这场内徙族群联合大叛乱中。正如福原启郎先生所言：“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前，内徙的非汉民族，尤其是内徙于北境的非汉民族内乱频发，并且超越了族群的框架，形成了一些反叛集团。”（福原启郎著，陆帅译《晋武帝司马炎》）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张兢兢老师、张仲胤同学和梁文力同学的帮助，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